1957年，随着"反右"运动的全面展开，陈寅恪在中山大学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。尽管他未被定性为"右派"，却仍被列入"中右"名单接受监管。有消息称，这一相对温和的处理结果，得益于周恩来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暗中庇护。
1958年3月，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因其著作《新人口论》引发争议，校内随即爆发了针对他的批判运动。面对孤立无援的处境，他以"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"的坚定立场与反对者展开激烈辩论，甚至爆发肢体冲突，这一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响，令社会各界为之震惊。
当社会各界纷纷声讨马寅初之际，学术界的核心人物们并未忽视隐居岭南的陈寅恪，尽管他身体状况极差，行动不便。此前派遣汪篯南下邀请陈寅恪却遭拒，深感颜面尽失的郭沫若，联合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等人，借机对陈寅恪发难，展开了一场意在震慑的攻势。
范文澜公开指出，经过近年来的广泛批判，史学界对胡适的认识已基本达成共识。然而，仍有两类人存在：一类是坚定的胡适追随者，他们至今仍主张学术独立，反对将学术与政治结合，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和六亿人民服务，同时抵制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应用于学术研究。这类人虽少，但必须与之斗争。他还强调，这一过程中必然存在"兴无灭资"与"兴资灭无"两条路线的对立，两者无法共存，非此即彼。此时，范文澜的批评虽未指名道姓，但显然将矛头指向了陈寅恪。
中山大学管理层虽身处岭南，却敏锐察觉到了政治风向的转变。历史系主任杨荣国率先采取行动，将批判矛头直指岑仲勉、刘节、梁方仲等资深教授。其中，岑仲勉作为与陈寅恪齐名的学术泰斗，地位尤为显赫。梁方仲与刘节则同为陈寅恪门下弟子，后者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毕业生，曾受王国维与陈寅恪联合指导。
1958年5月，郭沫若在回复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信件中明确指出："资产阶级史学家过分强调资料，对此我们无需苛责，只要他们具备专长，便可取其精华。然而，我们不能满足于此，更不应将其视为无法逾越的巅峰。正如我国计划在十五年内赶超英国的钢铁产量，在史学研究领域，我们同样要在较短时间内超越陈寅恪。这番话即便面对陈寅恪本人，我也敢直言不讳。'在真理面前，无需谦让于师长'。既然陈寅恪能做到，掌握马列主义的我们为何不能？我坚信，所有权威都应被超越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。"
6月10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刊载了这封公开信，《人民日报》随即进行转载。此信在全国知识界引发强烈反响，众多学者为之震动，同时也吸引了大批随波逐流的追随者。
陈寅恪在广州隐居多时，早已淡出公众视野，其名不为外界所知，北大的师生们甚至对其一无所知。1961年夏秋之际，吴宓从重庆赴广州探望陈寅恪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寅恪兄双目失明，在屋内摸索前行，出门则靠小彭搀扶。面容依旧，白发不多，但头顶已秃，眉毛呈八字形，双目紧闭，显得眼角下垂。尽管如此，他精神矍铄，简要讲述了十二年的近况：原来党国起初不知其存在，甚至误以为他已在香港。”连消息灵通者都不知其行踪，年轻一代又怎会了解陈寅恪的生死？
郭沫若的"雄文"刊发后，为响应"赶超"号召，批判会上师生们首次听闻陈寅恪这位学界泰斗的非凡成就。这位学术巨擘竟隐居岭南偏僻之地，其深厚造诣令年轻学子们倍感震撼。
在热烈的氛围中，一群年轻学子针对陈寅恪广博的学识和卓越的记忆力，提出了一项快速超越他的计划。他们设想组建一个由数百人组成的阅读团队，按照陈寅恪的研究领域广泛搜集图书和期刊进行阅读。设想每人完成十本书的阅读，整个团队便能累积数千本，通过夜以继日的努力，有望在短短数月内超越陈寅恪的阅读量，从而轻易超越这位来自旧社会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。很快，“每人读几本书，集体超越陈寅恪”的口号在高校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迅速传播开来……
随着"拔白旗"运动的推进，人们逐渐意识到，对于学术泰斗陈寅恪这位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，已无需将其作为追赶目标，而是可以直接将其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代表予以批判。由此，针对陈寅恪的批斗行动迅速演变为这场运动的前沿阵地。
作为学界新锐，胡如雷展现了其果敢作风，成为继郭沫若、范文澜等学界泰斗之后，首位向陈寅恪发起挑战的后起之秀。专攻墓志研究的陈柏泉，凭借在专业领域的知名度，为彰显个人胆识并抢占学术先机，迅速搜集陈寅恪的多篇论著进行批判性解读。他通过断章取义的方式展开抨击，直言不讳地指出："纵观陈先生在解放后发表的所有论著，完全看不到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痕迹，这在解放多年的中国史学界实属罕见现象。"
陈寅恪当年搭乘国民政府安排的飞机撤离北平，在炮火中发出"众生颠倒诚何说"的感慨。而今面对陈柏泉，这位在岭南病榻上"作哑羊"的学者，还能表达什么呢？
蕃茄畅听有声书系列中的《民国大师列传· 陈寅恪》对这位著名学者的生平进行了详细记录。
2024年1月26日早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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